“China”在英文中,既有“中国”之意,也代表“瓷器”。如若有幸去到中国文化根脉之一的江西省景德镇,不难在“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城市氛围中发现:这个双音节词与景德镇在唐朝时的古称“昌南”亦颇有渊源。
这里,也是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吕成龙最初接触陶瓷、爱上陶瓷、研究陶瓷的地方。曾经的景德镇陶瓷学院,两年前更名为景德镇陶瓷大学,不远处依然是晚饭后散步就可到达的湖田窑遗址,只是当年遍地的碎瓷片如今已难觅其踪。
千百年来,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中国陶瓷,秉持温润如玉的姿态,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传播,也在光阴流转中,烧造着中华文化瑰丽悦目的釉彩。
谈到为何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皆付予这些瓶瓶罐罐、杯杯盏盏,吕成龙说:“只因真的喜欢。”
“历经一代又一代制瓷匠人薪火相传、发展创新,形成千年的文化积淀。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扎根脚下这块土地,传承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从延续中华文化血脉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才能更好地迈向未来。”
2012年,在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遗址,经过对发掘的古陶片取样进行放射性碳素断代法测定,最早出现陶器的时间被确定为2万年到1.9万年前。“这就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烧造并使用陶器的国家,没有之一。”说起陶器的追根溯源,吕成龙语气中有着毫不掩饰的自豪感。
因耐腐蚀、不怕火烧,无论器形完整还是残破碎片,即使埋在地下几百上千年,陶瓷在发掘出土或打捞出水后,依然崭新如初。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夏商的原始瓷,西汉开始的釉陶,东汉的青釉、黑釉瓷,唐代的“南青北白”和长沙窑的釉下彩绘,宋辽金繁盛的“五大名窑”“八大窑系”,元明清传承至今的青花、五彩、洋彩、珐琅彩从烧造“最古老的陶罐”开始,随着原料选择不同、制作技术不断提高以及窑炉得以改进,一部延展出的中国陶瓷史蕴含着人类对土的认识、对水与火特性的掌握,对日常生活、物品贮藏、农业生产的需求,以及对美的感性认识与再创造。
东汉时期,诞生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在吕成龙看来,其重要意义不亚于古代“四大发明”,“在中国,没有一种物质文化像陶瓷这样产量大、品种丰富、烧造连续性好且影响广泛。要了解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陶瓷堪称一个很好的窗口,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符号。”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5大类约186万件藏品中,陶瓷器有36万件左右。不止于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专家从全国各地考察窑址时采集回的瓷片标本,大概有七八万片。日复一日与陶瓷“耳鬓厮磨”,吕成龙深知,提振中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需要让这一民间传统文化辉煌成就的重要标识永葆生机活力。
“山水不墨景如画,窑火无声越千年。”从2015年3月开始,景德镇古窑固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点火烧窑,第二个周六开窑,一把把松柴投入窑炉,升腾的火焰照亮了把桩师傅紧盯着观火孔的脸庞。游客可从中体验并感受古代陶瓷制作工艺,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感知。
“馒头窑、马蹄窑、葫芦窑等古代窑炉,如今都在景德镇成功复烧,而且是用柴火烧,真正让文化遗产再度活了起来。”说起这个事情,吕成龙眼前仿佛浮现出那空前的盛况,“历经一代又一代制瓷匠人薪火相传、发展创新,形成千年的文化积淀。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扎根脚下这块土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从延续中华文化血脉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才能更好地迈向未来。”
在他眼中,传承与传播陶瓷文化正是要让文化资源从“小众”走向“大众”,让那份沉浸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变成一种持久的力量,成为人们一种实实在在的内化于心、见之于行的文化性格。
历史的光辉给予中国与生俱来的陶瓷文化自信,如何坚定这份自信?多年来,吕成龙始终在行动中找寻答案。
1998年,故宫博物院二期地库建成后,吕成龙带着陶瓷组十几个人,每天拎着塑料桶、拉着手推车,用3年时间只干了一件事:给陶瓷器搬家。
“6万多件,得一件件从库房取出来,搬到小院儿里擦拭干净后,先用纸包,再裹棉垫,然后小心翼翼地装上手推车,从九龙壁附近库房拉到西华门附近地下库房。”能够与如此多的瓷器“亲密接触”,吕成龙至今印象深刻,“每一车都价值连城,这个万无一失的标准让事情变得相当不容易。”
过去的20多年里,他实地考察了河南省宝丰窑、河北省曲阳窑、安徽省繁昌窑、陕西省铜川窑等30多个窑址。乐此不疲的同时,吕成龙希望带动大家一起感受陶瓷的魅力,“传播好中华陶瓷文化,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参与,就是讲好中国故事、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一种文化自信。”
继官窑、定窑、钧窑、汝窑瓷器特展之后,“金丝铁线故宫博物院哥窑瓷器展”是故宫博物院“五大名窑”系列展的最后一个展览,将在延禧宫西配殿一层展厅持续到今年8月31日。
“故宫博物院这些年举办的陶瓷展,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几乎每天都有数千人参观。一个陶瓷专题展,从上午开展到傍晚闭馆,想象不到会有这么多人参观,大家都看得很认真,有些人甚至觉得一两次不过瘾,三番五次来看。”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吕成龙心中,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完美地承载了文化的转变,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多种文明交流的历史见证。这些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他多次策划展览、开办讲座、培训志愿者、为参与“故宫讲堂”的民众上课,通过多种形式传播陶瓷知识和文化,被称为“解密古陶瓷的人”。
在他眼中,陶瓷文化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花瓶”,也不是“故纸堆”上的文字记载,而应该活在当下人们的生活里,而传承与传播陶瓷文化正是要让文化资源从“小众”走向“大众”,让那份沉浸在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变成一种持久的力量,成为人们一种实实在在的内化于心、见之于行的文化性格。
90多年来,故宫文物收藏的日见丰富、文物的逐步发掘,离不开这些守护者、传承者。他们让历久弥新的文物以新姿态讲好中国故事,与世界对话,担负着对更加成熟的充满文化自信的国家形象的塑造任务。
“前两届有去景德镇陶瓷学院的,你这个分数可以。”1980年填报高考志愿时,班主任的一个建议,让吕成龙从山东龙口坐长途汽车到了潍坊转乘火车。后又经过两次换乘,在绿皮火车上晃悠了三天两夜到达景德镇时,他对“瓷都”的认识远非现在这么深刻。
4年学习陶瓷制作流程与工艺,关于毕业后的去向,吕成龙想过瓷厂、硅酸盐研究所、水泥厂,唯独想不到会走进古陶瓷研究的“殿堂”。“那会儿故宫博物院的琉璃瓦常出现剥釉,这是低温铅釉的致命弱点,当时想着找个学理工科的来解决下这个问题。”
故宫博物院东边偏南有一处三套院落,俗称“南三所”,曾是清代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后来故宫博物院的陈列部、器物部办公室就设在了这里。
从进入故宫那天起,吕成龙一直在从事古陶瓷的陈列、保管、研究、鉴定等工作,如今已然34个年头。然而,这足以令人咋舌的工龄,也大约只及他师傅耿宝昌先生一半。耿老96岁高龄,摸了一辈子陶瓷,1956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现在仍坚持到单位上班,早已将那里视为自己的第二个家。
于外人,耿宝昌先生是大国学者,人称“活词典”;于吕成龙来说,他是一个将陶瓷爱到骨子里的老人,时常告诉他“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文物”;于陶瓷艺术而言,他是当代国宝级文物专家,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代表性人物。
“故宫博物院老一辈的人都是我的老师。在众多专家中,耿宝昌先生对我影响最大,不光是他的学问,还有他的为人。”吕成龙回忆说,重新实地考察窑址是研究每一个窑的必要过程,“那几年为研究钧窑,没少跑像豫州、鲁山这样的小县城。栖风宿雨,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可耿先生那么大岁数,每次都会亲自走到窑址。”
90多年来,故宫文物收藏的日见丰富、文物的逐步发掘,离不开这些守护者、传承者。他们让历久弥新的文物以新姿态讲好中国故事,与世界对话,担负着对更加成熟的充满文化自信的国家形象的塑造任务。
即便在师门中比较年轻,吕成龙也已50多岁,他也在考察学生,希望培养出更多民族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开拓者、能够继往开来的人,为了中华文化自信这棵大树的根基更加牢固。
坚定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文化自强。“一带一路”倡议,更为中国陶瓷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以陶瓷为媒介,使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
早在大约1000年前,在中国与西方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中,景德镇的青白瓷在粼粼波光中泛着玉一样莹润致密的光泽。外销瓷是中国留给世界的辉煌记忆,是见证全球化进程的“世界商品”,更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化。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瓷器更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都有中国古代陶瓷出土。瓷器以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代表着中国悠久灿烂的文明。从宋到清,千年以来,在一带一路上,瓷器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吕成龙认为,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一带一路”的灵魂,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礼遇四邦的特产,彰显出中华文化底蕴的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文化自强。至今,中国的陶瓷产量仍占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表现了中华陶瓷文化的无穷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一带一路”倡议,更为中国陶瓷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以陶瓷为媒介,使世界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吕成龙坦言,坚守文化自信,绝不是狭隘的文化保护主义,更不能虚骄狂妄,而是要怀着一种开放的文化胸怀,认真看待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吸收他人所长、补己之短。既要熟知、尊重和珍惜自己民族的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又要放眼世界,理性地对待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兼收并蓄,继承、借鉴并加以创新,文化自信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愈发深厚绵长。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唐代诗人陆龟蒙赞誉越窑秘色瓷的著名诗句。微信中,吕成龙选了“千峰翠色”四字为名。或许对他来说,守着红墙黄瓦中一方小院,让中华陶瓷文化焕发青春,实现中国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就是寒来暑往中所有付出与辛劳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