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意义到产业高质量发展，潮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瓷都”，其产品已走进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22年，潮州城东韩江岸的笔架山，发现了四尊五类铭文俱备的宋瓷佛像，国内仅见，其文物学术价值极高。经考证，这四尊完整的佛像是宋代潮州窑的代表作，该考古发现拉开了潮州陶瓷文化研究的大幕。

  1978年，同志访问朝鲜，广东省陶瓷研究所牵头创制的1.3米高三层《友谊》通花瓶，被作为珍贵国礼瓷送给当时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此外，潮州松发陶瓷研制的“人民大会堂宴会系列”国徽餐具也被选为国宴用瓷，一系列国内国际重大庆典活动上也常常出现潮州日用陶瓷，堪称“现代官窑”。

  从考古意义到产业高质量发展，潮州瓷器文化享誉盛名，陶瓷也已成为潮州第一支柱产业，形成日用陶瓷、建筑卫生陶瓷、工艺陶瓷和高技术陶瓷等四大产业门类，是国内产业链最完整的陶瓷产区，潮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瓷都”。

  从古至今，潮州人将陶瓷称为“缶”（fǒu）。“缶”在古汉语中是指瓦器，是历史上的陶质制品。潮州人对祖先在陶瓷方面的发明和成果进行传承和发展，与陶瓷结下了不解之缘。

  潮州制陶可追溯到陈桥贝丘遗址出土的陶片和陶器，距今已有五六千年。唐宋时期，潮州地区制陶技术渐入成熟，至迟在唐中期已有青瓷器皿的烧制。

  据记载，宋时潮州陶瓷产量和工艺水平已居岭南前茅，笔架山建有“百窑村”，史称“有窑九十九条，窑长二丈八尺”，可容纳几十万件瓷器同时烧铸。

  笔架山周边渐而形成产业链，拓展贸易——附近的“飞天燕”瓷土矿为陶瓷生产提供原料，韩江也成了运送燃料、产品商贸的重要渠道。潮州陶瓷产业一时繁荣鼎盛，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到东南亚、阿拉伯等地区。

  入元以后，笔架山瓷窑渐而湮没。直至明朝中叶以后，潮州陶瓷重新崛起。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立的《西厢陶工碑》（现藏于潮州市博物馆）载：“西厢下社民以造陶营生，凡上司府县各衙家伙并春秋二祭军务考校等项磁器一概答应……”属于西厢下社的枫溪窑业，除承担当时的府县各衙官方用瓷外，还生产彩瓷器，销往南洋。

  至清代康熙年间，潮州已有陶瓷商号三十多家，乾隆年间新的“百窑村”成形，其中心在今潮州城西枫溪区。清咸丰十年（1860年），依据《天津条约》潮州府汕头港对外开放通商，《潮州志》载：“潮州陶瓷产品，除销行当地外，运销出口尤多，计至广东南路一带，闽、浙、京、沪各地，又至香港、暹罗、安南、南洋群岛等处。”

  清宣统二年（1910年），潮州彩瓷艺人廖集秋和许云秋、谢梓庭等人的潮彩作品，1.2尺的“百鸟朝凤”四季盘及釉上彩绘人物盘等瓷器出炉，参加南京南洋劝业会及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得了高度评价。

  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彩”项目传承人、潮州市工艺美术协会老会长谢金英自豪地说，从那以后，潮州传统工艺“潮彩”就颇负盛名。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枫溪陶瓷业逐步发展。1935年，谢雪影在《潮梅现象》中报道：“潮瓷为土货出口之大宗……潮属枫溪，素为出产瓷器最多地方，水陆运输，均极便利，销路异常活跃，该区人民业此者，约占十之七八，全潮人民，日常用具之瓷器，多采办该区出品，其余大部分倾销南洋……潮梅瓷器出产，经汕头出口者，每年值五百万元，枫溪瓷为最多。”

  潮州陶瓷艺术高光的时刻，还属1978年。同志出访朝鲜时，将广东省枫溪陶瓷工业研究所陈钟鸣、郑才守、叶竹青等3人合作创制的高达1.3米、内外三层的《友谊》通花瓷瓶，作为国礼瓷送给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枫溪陶瓷在海内外一时名声大噪。

  潮州当地老人都难忘，当年为了吊运巨大的通花瓶甚至出动了直升机，这是潮州上空第一次出现直升机。

  现年83岁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吴为明回忆，《友谊》通花瓷瓶能被选为国礼瓷是意料之中的。1959年，潮安陶瓷工业公司与广东省枫溪陶瓷工业研究所先后成立并相互协作，增强了潮州陶瓷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基础。此后数十年，潮州艺术陶瓷的创新成效显著，通花瓷、瓷塑、彩绘等门类都创作出不少精美作品，大型花瓶等作品研制成功，并入展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

  “这是潮州陶瓷发展的春天！”潮州市中国瓷都陈列馆讲解员杨映霞如数家珍：此后的1986年，《300件堆金牡丹天球瓶》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1991年制作的《双龙戏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通花瓷雕屏风，还有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浮雕瓷壁画《清明上河图》、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瓷挂盘和世界最高的青花九龙瓶……它们代表了不同时期潮州工艺陶瓷的顶配水平。如今，枫溪瓷烧制技艺、潮州嵌瓷、潮州彩瓷烧制技艺等，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借着这股东风，20世纪80年代后期，潮州陶瓷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潮州市政协副主席、枫溪区管委会书记周永龙说：“在改革开放影响下，潮州出现了‘家家捶泥，户户拉坯’的街象。”由于潮州陶瓷企业率先接触国外客户，外销渠道较多、信息接收快，做到“世界客户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西洋风格产品的创新和生产领先于国内其他产区。据悉，如今，潮州陶瓷企业已走进了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会长林道藩介绍，进入21世纪后，潮州日用陶瓷的原料配方改进相对规范化，设计开发能力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潮州陶瓷产业的技术创新也在全面提速，智能化生产线G技术都已不再是新鲜事。

  潮州陶瓷产区历来重视人才教育培训。《潮州志》载：“二十年（1931年）间，金山中学特增陶瓷一科于枫溪吴氏宗祠，以从事技术改良之讲习。”“二十三年（1934年）曾聘德国技师前至考察，而谋改进。”1943年秋，高陂成立广东省立高陂陶瓷职业学校，学校开设了陶瓷美术专业初级班和高级班，学生80人，1949年春该校停办。

  曾师从首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钟鸣等大师的吴维潮介绍，数十年来，潮州陶瓷相关研究单位、学校、企业，不断加大人才教育培训力度，特别是对设计和艺术装饰方面人才的培训，为潮州陶瓷艺术家队伍的发展播下了种子。

  中国工美艺术大师张瑞端感慨，作为潮州陶瓷一奇葩的潮州手拉朱泥壶，过去因为创作队伍零散，其中不少人为生活改弦易辙，一些技艺已处濒危状态。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非遗”的保护力度，潮州手拉壶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加入到这一行业中来。他的儿子张泽锋大学设计专业毕业后，就主动回到家乡学习潮州手拉壶的制作，学有所成。

  羊城晚报：从潮州宋代龙窑遗址等考古发现，能够准确的看出潮州瓷器有哪些文化源流？

  李炳炎：潮州韩江东岸笔架山“龙窑”群的发现，在潮州陶瓷历史乃至中国古陶瓷历史上都很重要，它是潮州窑从成熟走向鼎盛的历史见证。

  潮州的“中国瓷都”文化源远流长。笔架山窑址考古发掘除了发现四尊具备五类铭文的宋瓷佛像外，还出土了洋人像、哈巴狗、摩羯鱼壶等外来形象的陶瓷造像。此外，根据现有资料，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博物馆都收藏有笔架山窑陶瓷作品。因此，可以推定出笔架山窑址是当时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外销瓷窑场之一，其外销历史可追溯至唐宋，并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密切相关。

  李炳炎：潮州陶瓷历史悠远长久，独具特色。“潮州窑”指的是唐宋以来在潮州广泛分布的，主要为外销而生产，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瓷器的制作流程与工艺、烧造系统、产品特征和外销路线等诸多方面具有共性和延续性的窑址及产品。

  潮州陶瓷业者要利用好祖先留给我们的非货币性资产，化为潮州陶瓷的软实力和新优势，全面打造潮州陶瓷的文化品牌，反映潮州陶瓷历史底蕴，让潮州陶瓷品牌在国内外更响亮。例如，笔架山窑遗址已经在进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不仅考古意义重大，它也见证潮州陶瓷的悠久历史，遗址的综合利用将有利于潮州陶瓷艺术在当代表达、创新方面做好文章，助推陶瓷产业更好发展。

  羊城晚报：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潮州陶瓷产业将如何抓住这个机遇进一步发展？

  李炳炎：中国陶瓷发展到今天，原来外销为主方向的资源消耗型发展路线不够环保，利润也不高，已经不适应新时期的市场要求。现在的市场环境，需要陶瓷业面对新的洗牌、建立新的思路、发展新的战略目标，通过批量化生产、规模化进程等，体现潮州陶瓷业发展的新方向，才能更加适应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陶瓷业发展趋势不仅要跟国家的发展相契合，还必须做高品质质量陶瓷，通过时尚设计让年纪轻的人喜欢本土陶瓷，坚持更有当代表达和艺术创新的理念，开发和服务国内庞大的市场。只有这样，潮州陶瓷业的市场才会更大。

  2019年，潮州发布了全国唯一一个日用陶瓷价格成本指数，填补了我国日用陶瓷行业价格成本指数的空缺，提高了行业话语权。潮州在陶瓷产业高水平发展的基础上，为产业把脉，持续加大对陶瓷产业的扶持力度。

  今年，潮州市出台《打造千亿陶瓷产业集群行动方案》，提出到2025年年底，全市陶瓷工业总产值达到千亿元级，逐步形成以日用瓷、卫浴陶瓷和工艺陶瓷为主体，以工业陶瓷为核心竞争力，以智能健康卫浴陶瓷为主攻方向的发展格局，着力打造世界级的陶瓷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争创国家级陶瓷产业转型升级创新示范区。

  潮州随之在资金扶持、引进人才等方面做足政策配套措施，引导6000多家公司进行产业升级，帮企业开拓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擦亮“中国瓷都”品牌。